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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簡介（費孝通親屬）

(資料圖片)

社會是多么靈巧的一個組織，哪里經得起硬手硬腳的嘗試？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識不足以維持一種新制度時，這種制度遲早會蛻形的。

——費孝通

1910年11月2日，費孝通先生出生于江蘇吳江（今蘇州市吳江區）一個重視教育的知識分子家庭。兩天前正是他冥誕107周年。

費孝通是誰？在政治上，他曾擔任過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在學術上，他是叱咤風云的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1939年，29 歲的費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經濟》一書，后來它被奉為中國人類學的奠基之作。

關于這本書，吳老師在兩年前追憶費孝通先生的小文中這樣寫道：

這本書的誘因是一個讓人心碎的青春悲劇。就在四年前的1935 年秋天，燕京大學社會系學生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廣西大瑤山做瑤寨實地調查，在翻山越嶺中，費孝通誤入瑤族獵戶為捕捉野獸而設的陷阱，王同惠為了救他獨身離去尋援，不慎墜淵身亡。第二年開春，為了療傷和平撫喪妻之痛，費孝通來到他姐姐費達生居住的開弦弓村，在這里，他拄著雙拐，帶著一顆破碎的年輕的心，開始了一次細致的田野調查，《江村經濟》就是結出來的成果。

……

費孝通的這種觀察超出了同時代的所有人，不獨在中國，即便在全球學界也是獨步一時，它完全不同于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大工業設想，而是一種來自于中國的經濟思想靈光。事實上，開始于1978年的中國經濟大改革，由鄉鎮企業為“預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從這里發芽的。

費孝通的一生，見證了百年中國的變遷。在后來出版的《鄉土中國》一書中，他用自己平民化的視角描述了農耕文化下中國社會文化形態的變化。

中國人為什么如此講究長幼有序？為什么故土難離還要落葉歸根？為什么攀交情重關系不重權利和契約？這些問題，在費孝通的筆下，都有著最真實且獨特的解讀。所以常有人說，沒讀過《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這三本書，就等于沒了解過最真實的中國。

2005年4月，費孝通逝世，享年94歲。結束了他坎坷、糾結與榮耀的一生。

12年后的今天，我們仍然懷念著這位“學術泰斗”，仍然把他年輕時的著作奉為經典并一遍遍研讀。在吳老師眼里，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指出鄉村也能發展工業經濟的經濟學家；而在另一位“文學大家”王小波眼里，費孝通則是學術界最誠實的作家之一。

誠實與喧囂（節選）

我念大學本科時，我哥哥在讀研究生。我是學理科的，我哥哥是學邏輯學的。有一回我問他：依你之見，在中國人寫的科學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讀？他毫不猶豫地答道：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現在假如有個年輕人問我這個問題，不管他是學什么的，我的回答還是《江村經濟》——但我覺得這本書的名字還是叫做《中國農民的生活》為好。

它的長處在于十分誠實地描述了江南農村的生活景象，像這樣的誠實在中國人寫的書里還未曾有過。同是社會學界的前輩，李景漢先生做過《定縣調查》，把一個縣的情況搞得清清楚楚。學社會學的人總該讀讀《定縣調查》—但若不學社會學，我覺得可以不讀《定縣調查》，但不讀《江村經濟》可不成。

如今的江村

中國的讀書人有種毛病，總要對某些事實視而不見，這些事實里就包括了中國農民的生活。讀書人喜歡做的事情是埋首于故紙堆里，好像故紙之中什么都有了。中國的典籍倒是浩若煙海，但假若沒人把事實往紙上寫，紙上還是什么都沒有。《江村經濟》的價值就在于它把事實寫到了紙上，在中國這個地方，很少有人做這樣的事。馬林諾夫斯基給《江村經濟》作序，也稱贊了費先生的誠實。所以費先生這項研究中的誠實程度，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談《江村經濟》，而是談誠實。以我之見，誠實就像金子一樣，有成色的區別。就以費先生的書為例，在海外發表時，叫做《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十足赤金式的誠實。在國內發表時叫做《江村經濟》，成色就差了一些，雖然它還是誠實的，而且更對中國文人的口味。我們這里有種傳統，對十足的誠實甚為不利。

有人說，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學問，什么叫做“是”（be），什么叫做“應該是”（should 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后者是指意愿，兩者是有區別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總把意愿和事實混為一談，那他怎么生活呢。所以，當朱夫子開始學術思維時，他把意愿和事實當成了一回事——學術思維確有這樣一種特點，不做學問時，意愿和現實又能分開了。

費孝通在看報

不獨朱夫子，中國人做學問時都是如此。自打孔子到如今，寫文章時都要拿一股勁，討論國計民生乃至人類的前途這樣的大題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結論，在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誠實倒顯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題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結論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愿和現實混為一談，這卻是很難做到的。

人忠于已知事實叫做誠實，不忠于事實就叫做虛偽。還有些人只忠于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做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于浮囂的心境。

有一回，我讀一位海外新儒家學者的文集（我對海外的新儒學并無偏見，只是舉個例子），作者一會兒引東，一會兒引西，從馬克斯·韋伯到現代美國黑人的“尋根文學”引了一個遍，所舉例子都不甚貼切，真正該引用的事例他又沒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發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終看到一篇他在臺北的答記者問，把自己所治之學和臺灣當局的“文化建設”掛上了鉤—看到這里，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還知道臺灣當局拉攏海外學人是不計工本的，這就是浮囂的起因—當然，更遠的起因還能追溯到科舉、八股文，人若把學問當作進身之本來做，心就要往上浮。誠實不是學術界的長處，因為太誠實了，就顯得不學術。像費先生在《江村經濟》里表現出的那種誠實，的確是鳳毛麟角。有位外國記者問費先生：你覺得中國再過幾時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他答：五十年。這話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終還是不得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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