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季媛媛 上海報道近年來，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創新發展取得顯著成就，在研創新藥數量居全球第二。同時，部分創新賽道持續活躍成為投資熱點，科創板上市企業中生物企業占比達1/3。

根據IT桔子數據庫數據，2021年我國生物醫藥行業投融資達到頂峰，發生投融資事件共1009起，投融資金額共2563.8億元。2021年后，我國生物醫藥行業遇冷，投融資事件與金額呈現斷崖式下跌。2022年，我國生物醫藥行業發生融資事件779起，較上年下降22.8%；融資金額為1781.37億元，較上年下降30.5%。2023年上半年，我國生物醫藥行業發生融資事件僅251起，融資金額為508.09億元。

從生物醫藥行業的投資輪次分析，目前該行業的融資輪次主要集中在A輪，C輪及以后和戰略投資的事件總數占比僅約16%。行業投融資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但隨著中國經濟復蘇，業內預計資本“寒冬”也會慢慢解凍，春天終將會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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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隨著《上海市高質量孵化器培育實施方案》的出臺，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加入科創轉化模式的隊伍，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對于一系列相關政策落地，西湖大學副校長許田教授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如果政府能夠意識到創業科技企業在硬科技發展和產業升級過程中的重要性，并出臺切實有效政策，瞄準成果轉化過程中最薄弱的環節，把轉化投資和孵化培育平臺作為一個重要節點打造并做強，選擇各具特色的團隊、平臺和案例并使其規模化，并更有效地對接學術界、投資界、產業界和行業監管部門等，就能夠有所助益。

“技術和金融結合能夠為科技創新帶來巨大力量，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政府和企業能起到非常大的推動和催化作用，遠不只是資金、補助等可計算的，我將其總結為‘技術’、‘金融’和‘政府’三方有機結合的力量。”許田教授表示。

行業仍在復蘇周期

自2015年藥政改革開始，創新逐漸成為中國醫藥行業的主題。2015-2020年，行業高歌猛進，但在2021年中之后，行業進入相對保守的下行期，創新藥行業也結束初期的野蠻生長階段，開始進入到行業調整期。該調整期在2022年進一步深化，監管政策繼續深入完善，各界對創新藥企業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2022年，雖然醫藥行業的融資、新藥上市情況都受到疫情影響，但中國藥企的研發管線占比，以及中國新興生物制藥公司的管線占比仍保持上升態勢。特別是卡度尼利單抗、多格列艾汀等獲批，使得2022年國產創新藥在“新概念、新療效、新機制、新結構和新技術”上取得一定的成果。

2023年，產業依然走在復蘇的路上，2022年末開始的交易及投融資合作數據均有所反映。2023年一季度，國內醫藥企業共產生交易35起，收付款超過6.8億美元，總交易金額高達90億美元，交易市場日益活躍。商業化方面，創新藥市場也在逐步回暖，根據國內藥企2022年財報，其中34家實現了營收正增長，從研發投入數據可見一斑，46家創新藥上市公司共計研發投入58.7億，較2021年增長了32%。

不可否認，中國制藥在當下及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還是以快速跟進（Fast Follow）為主。正因如此，如何開辟新賽道，如何發現新靶點，如何尋找多元化的機遇，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在日前舉行的“首屆源頭創新診斷和新藥論壇”上，復星國際執行董事、聯席首席執行官陳啟宇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進入創新藥賽道，行業競爭加劇不可避免。靶點扎堆、賽道擁擠也帶來了大量重復的競爭，出現行業“內卷”現象。

“企業應提高研發投資效率，并且采用差異化開發策略。”

陳啟宇還表示，目前藥企都處在策略調整和升級階段，大型藥企、初創企業和中等規模的公司，布局戰略有所差異：對大企業而言，在一個產品管線擁擠的領域或者方向上，如果自己的產品管線不領先，比較高效的方式是和已經有優質產品、進度領先的中小企業進行合作。

“對于創新創業企業而言，在‘快’或‘新’這兩件事上，至少需要做到其中一件，這也是其本身就應具備的基本能力素質。商業化是創新科技企業的‘天然短板’，國際化體系能力建設也需要時間和經驗積累，合作是很多具有創新技術和產品Biotech成功的途徑之一。市場大中小規模的藥企需要形成合力，把能夠率先上市的產品價值做大，這樣經過一段時間，藥企在創新選擇上都會歸于理性化，會放棄很多的重復管線。”陳啟宇強調。

應對“退貨”與轉讓

研發成果不斷上市，中國新興生物制藥公司已到了批量商業化的階段，未來3-5年，在資本市場、產品銷售表現、國內市場、海外市場等多個維度也將迎來全面競爭態勢。放眼海外市場，隨著更多的國產創新藥走向全球，海外市場的競爭狀態也越發激烈。

有券商醫藥行業分析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2022年是我國創新藥出海的大考之年，中美雙報、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愈發普遍，對于創新藥企來說，中國創新藥接受國際化市場檢驗的格局已經形成。

“我國企業的研發實力正在獲得國際認可，為我國新藥進入海外市場樹立了標桿。此外，從海外授權獲得的資金也將為企業發展提供更多空間，形成良性循環。”

需要注意的是，創新藥出海的過程也伴隨著挫折和挑戰，部分Biotech闖關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失敗，進入美國市場頻繁受挫。2023年又發生了跨國藥企“退貨”國產創新藥事件。

對此，陳啟宇表示，License out已經成為創新藥企的新能力與新常態。2020年開始，中國創新藥加速授權海外，“第一個吃螃蟹”的探索值得鼓勵和肯定，且有望借助跨國企業的渠道打開產品市場空間。但部分創新藥出海闖關FDA受挫，也讓創新的核心和實質更加清晰。一方面， FDA的態度值得投資人進一步思考，應更加重視創新藥的技術質量、臨床數據等；另一方面，企業也需要認清，創新藥企出海需要做好全球性戰略規劃，需多方面考量。具體而言：一是，要有高質量的創新產品，對產品價值有合理性評估；

二是，盡早在海外搭建相應的臨床運營團隊，并且能直接與FDA進行溝通，臨床試驗越扎實越嚴謹越好；

三是，需要提前考慮是否選擇合作，如何選擇合作伙伴非常重要；

四是，要充分考慮外部環境影響，如此前因為疫情FDA無法進行現場檢查，做好前瞻的風險管控至關重要。

陳啟宇指出，全球化能力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復星醫藥的角度來看，近20年來，我們探索全球化布局和能力建設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市場能力，即對于全球各地市場的認知，了解各地市場的需求和法規、營銷慣例等；二是創新能力，創新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我們從美國研發市場找到領先的科學家，參與到復星醫藥全球研發的創新體系建設，同時與國內聯動，這也是成功實現國際化布局的重要因素。”

“在賽道的布局上，大型藥企要內外兼修，要有全球視野。在治療領域的選擇上，不同企業有不同定位，有的企業可以專注于某一個治療領域，但是大型藥企在除了腫瘤這個賽道之外，還需要積極布局更多差異化賽道。”陳啟宇說，疊加創新藥國談的影響，單產品、單病種價值在下降，但臨床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比比皆是，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藥企需要瞄準除了腫瘤以外的高發疾病，尋找差異化的創新布局機會。

生物醫藥“深度孵化”

藥企也需要學會借助市場政策及資源。以資本市場為例，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股票上市規則》第2.1.2條規定，滿足“（五）預計市值不低于人民幣40億元，主要業務或產品需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市場空間大，目前已取得階段性成果。醫藥行業企業需至少有一項核心產品獲準開展二期臨床試驗，其他符合科創板定位的企業需具備明顯的技術優勢并滿足相應條件”，可以申請在科創板上市。

相比于其他上市標準，第五套標準不對營業收入、凈利潤、現金流等財務指標作要求，而是對市值、主要業務或產品的研發進展、市場空間等進行規定，尤其是對于醫藥行業企業，進一步要求“需至少有一項核心產品獲準開展二期臨床試驗”。

前述分析師分析指出，2023年，有上市意向的醫藥企業需要做到開源節流、精打細算。例如，要重新審視管線寬度和臨床進度，提前對多個產品同時推進臨床時的現金流進行壓力測試，優先推進商業化前景更為明朗、臨床路徑更為清晰的項目；對團隊薪酬進行適當調整，尤其是在市場高位時引入的團隊，企業所支付薪酬的現金部分有可能是匹配這些人原先在海外大藥企研發核心崗位時的水平、甚至更高。薪酬應該及時反映市場的調整。

“初創企業需要注重現金流管理，嚴格控制某些大額現金支出，評估自建與外包的成本及現金流影響。同時，拓寬融資渠道、確保持續的融資能力比追求單筆融資的估值更為重要。另外，監管機構的IPO審核進程有所放緩，要求企業更多地修煉內功，更為關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相關事項，為‘充分的合規性’做準備，特別是在管理和運作方面。”該分析師說。

此外，初創企業也可以借助大型藥企的優質資源，加入其孵化平臺，實現基礎技術的轉化。許田介紹，對于投資界、企業界而言，很難判定什么樣的科技成果能夠投資，因為前沿的科技很難判定。孵化平臺不只是符號，除了提供硬平臺還需要提供軟平臺，從商業模式、融資、市場判斷以及后續退出機制等維度，為科學家提供完善的平臺，讓前沿的科技最后變成產品。

“當然，每個投資人、企業都對于未來新的領域很是關注，目前我們也特別關注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學、退行性疾病、抗炎和免疫調控等。此外，我們同時關注生物科技與其他產業領域結合，比如綠色能源和糧食，讓生物科技更有所作為。”許田說。

未來生物醫藥行業集中度將不斷提高，企業之間的競爭將愈加激烈，搶抓產業風口，有助于中國生物醫藥產業駛入發展快車道，推動我國生物醫藥健康產業創新升級，助力實現健康中國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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