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財經APP獲悉，上周，美國和英國公布了最新的通脹數(shù)據(jù)。正如預期的那樣，這兩個主要經濟體的通脹率都有所放緩。美國1月份CPI同比上漲6.4%，低于去年6月份9.1%的峰值;英國的物價漲幅也有所下降，從去年10月份的11.1%降至1月的10.1%。雖然許多經濟學家和投資者對總體通脹放緩感到鼓舞，但現(xiàn)實是，通脹壓力可能仍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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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危言聳聽，從基本的數(shù)學計算和基數(shù)效應分析就可以發(fā)現(xiàn)：即使能源和制成品的價僅僅維持在目前的水平，未來幾個月，這類貿易商品的價格在整體通脹影響下也將越來越負面，直到基數(shù)效應消退為止。目前的緊縮貨幣政策對貿易商品價格的影響微乎其微。

與此同時，各國國內的周期性通脹指標(央行對這些指標的控制能力可能要大得多，但一些央行直到后來才意識到這一點)仍在上升。因為盡管貨幣政策有時滯性，但幾乎完全沒有證據(jù)表明央行已經采取了足夠多的措施。

從多個方面就可以看到這種國內通脹壓力。例如，查看服務價格就是最簡單的方法。誠然，英國的數(shù)據(jù)有些奇怪，因為該國1月份的服務業(yè)通脹有所放緩，但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反映了能源價格在運輸服務方面的下降。在美國，不包括能源在內的服務業(yè)通脹加速至7.2%。

更廣泛的角度也可以體現(xiàn)國內的通脹壓力。根據(jù)舊金山聯(lián)儲的統(tǒng)計，截至去年11月，重要通脹率的下降所有都來自非周期性通脹指標，即與商業(yè)周期無關的通脹。周期性的國內通脹率繼續(xù)攀升。

歐元區(qū)也是如此。去年6月，三位歐洲央行經濟學家以不同的方式研究了大致相同的問題。他們通過觀察進口強度為18%或更低的商品的通脹來計算國內通脹壓力。由此得出的指數(shù)被他們稱為LIMI指數(shù)，是區(qū)分進口通脹壓力和國內通脹壓力的一種方式。這種方法并非沒有漏洞：雖然進口強度很低，但部分國內生產的商品和服務仍受到全球市場的影響。盡管如此，研究結果的主旨似乎是合理的。該指數(shù)顯示，國內通脹壓力仍在快速攀升。

這些數(shù)據(jù)都表明，通脹可能還要持續(xù)一段時間。從全球來看，近期的經濟活動略強于預期。毫無疑問，中國取消動態(tài)清零政策起到了幫助作用。盡管此舉可能會緩解供應限制，但在美國和歐洲的勞動力市場看起來非常緊張之際，此舉也會增加全球需求，從而使工人有更大的議價能力來要求加薪。

這一點非常重要，但并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當人們談論工資/通脹螺旋式上升時，他們似乎認為工資的大幅上漲會引發(fā)更快的通脹。但事實上，這不是，也從來不是它的運作方式。在高通脹時期，工資總是落后的，實際工資也是下降的。上世紀70年代就是如此，而如今也是這樣。稍微放緩的通脹只意味著工人變窮的速度更慢。而當人們意識到自己變窮了，這一事實才推動工人的加薪要求，從而支持通脹壓力。

以英國為例，如果一個人五年前賺了100英鎊(合120美元)，他現(xiàn)在就需要賺120英鎊才能跟上通脹的步伐，但工資卻落后了。如果工人更窮(事實確實如此)，而且他們的議價地位相當強(這也是事實)，無論央行官員怎么想，他們都似乎不太可能試圖收復失地。這種愿望(以及央行實際上只能控制國內通脹壓力的事實)就是各大央行需要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猛踩貨幣政策剎車的原因。

更值得懷疑的是，英國的處境可能比這種情況所暗示的更糟，其他國家可能也一樣。盡管最近私營部門的工人薪酬已經超過了公共部門，但這是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之后發(fā)生的，當時不僅情況相反，而且就業(yè)保障也要差得多。

此外，如果看看包括養(yǎng)老金在內的終生收入就可以發(fā)現(xiàn)，私營部門的情況要糟糕得多。公共部門的養(yǎng)老金基本上是與通脹掛鉤的最終工資計劃，而私營部門工人的現(xiàn)收現(xiàn)付養(yǎng)老金則會受到通脹和市場的沖擊。

更糟的還有公共部門提供的服務已經惡化到令人震驚的程度。這就是英國公共部門生產率大幅下降的原因。這不僅讓認為懷疑其他國家的生產率是否也下降了，不過，由于其他大國沒有公布公共部門的生產率數(shù)據(jù)，具體事實也不得而知。

所有這一切都已經非常糟糕了，但更大的問題是，如果公共部門不提供服務，私營部門必須承擔更多成本。如此反復下，人們可能更難看到通脹壓力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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