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有強（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在中文語境中，“家訓”通常指的是“父母對子女的訓導”或“父祖為子孫所寫的訓導之辭”。從這個意義上講，英國人也有大量類似的著述。為教育后生晚輩，指導他們確立正確的立身處世原則，近代初期英國的父母、長輩們撰寫了大量的書信、忠告、訓誡、建言、訓導、遺訓或祝福。這些風格各異的家訓著述，成為英國人教導子女，宣傳、灌輸主流社會的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的手段，在凝聚社會、支撐等級政治架構(gòu)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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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上，英國人的家訓傳統(tǒng)源遠流長。在英吉利民族形成之初的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威塞克斯國王阿爾弗雷德便試圖以各種道德戒律和行為規(guī)則來教導、約束他的子嗣和國民。諾曼征服之后，作為“騎士精神最初的代表”的諾曼人在不列顛留下了大量說教文獻，留存至今的有《知禮的世家子》《愛德華》《乖孩子》《訓示》和《短論》。中世紀后期，隨著城鎮(zhèn)的發(fā)展和早期市民階級的興起，體現(xiàn)城鎮(zhèn)中等之家社會需求和教育理念的《智者訓子》和《賢妻訓女》相繼問世。

到近代初期，英國的家訓文化再度復興，并走向繁榮。16世紀，在文藝復興擴散的浪潮中，歐洲大陸乃至阿拉伯世界的說教性作品，如11世紀阿拉伯學者奧-穆巴什爾·伊本·法提克的《哲人語錄》、14世紀后期一名法國騎士編寫的《圖爾-蘭德里騎士訓女》、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的《論職守》、偽加圖（注：3、4世紀前后一位佚名作家假托羅馬政治家加圖之名創(chuàng)作）的《加圖訓子》，先后被翻譯成英語。同時，本土的說教作品，如人文主義學者托馬斯·盧普塞特的《給年輕人的勸誡》，教育先驅(qū)約翰·科列特的《一份正確而富有成效的訓誡》，宮廷詩人托馬斯·懷亞特給兒子的家書，伊麗莎白一世幼年時的老師羅杰·阿什克姆給妻弟及兒子的忠告，廷臣威廉·塞西爾為秉性各異的兩個兒子所寫的“需要牢記于心之事”與“訓誡”等，相繼問世。

17世紀，在國王詹姆斯一世及其《皇家賜禮》的帶動和影響下，家訓文化得到極大發(fā)展。眾多冠以“規(guī)勸”“勸告”“訓導”“訓誡”“忠告”“遺訓”或“祝?！敝募矣栔黾娂妴柺?，較為著名的有：約翰·諾登的《父親的遺訓》，沃爾特·羅利的《給兒子和后人的訓導》，約翰·莫特貝的《一位祖父的遺訓》，弗朗西斯·奧斯本的《給兒子的忠告》，阿奇博爾德·坎貝爾的《給兒子的訓導》等。同一時期，一些出身于中等之家的女性，如多蘿西·李和伊麗莎白·喬塞琳等，也力圖打破“女性當緘默而順從”的傳統(tǒng)，為自家兒女在世間的幸福與靈魂的救贖發(fā)聲。18世紀，切斯特菲爾德伯爵的《給兒子的書信》成為英國家訓的巔峰之作。

二

近代初期英國的家訓著述之所以大量涌現(xiàn)，是多種社會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家庭結(jié)構(gòu)的變化、中等階級的崛起等，成為家訓文化復興和繁榮的重要推手。

首先，家庭結(jié)構(gòu)的變化促使英國人更加重視子女的教育。在中世紀，四世同堂的家庭數(shù)量眾多，家中的孩子在七、八歲時被送到別人家寄養(yǎng)是常態(tài)。到近代，隨著人文主義及新教的傳入，核心家庭逐漸形成并得到發(fā)展。英國的父母更加重視他們在培養(yǎng)、教育子女方面應當承擔的責任。清教作家威廉·古奇便明確指出，父母的責任不僅在于“養(yǎng)育兒女”，為他們提供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還在于“培養(yǎng)、教導兒女”，即對他們進行良好的管教，特別是給予信仰方面的訓導。

這一時期宗教改革的震蕩導致一些傳統(tǒng)教育機構(gòu)（如中世紀的教堂）瓦解，界定、灌輸美德的任務(wù)便落在家庭的身上。正如美國學者西格蒙德·貝茨指出的，“當人們對經(jīng)過一個個世紀而傳續(xù)下來的傳統(tǒng)失去信心后，他們便退而堅守整個傳統(tǒng)中最為樸素的原型，即以父傳子的形式一代代傳下來的那些戒律”。像盧普塞特和柯列特等接受過必要教育的家長主動承擔起訓導子女及后輩年輕人的任務(wù)，并將他們所總結(jié)的人生智慧付諸筆端，以期用以改善自家子弟的行為。此后，更多的家庭，特別是那些略有地位的，也先后加入到為子女提供某種指導框架的行列。

其次，中等階級的崛起為家訓著述的刊印、發(fā)行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近代之初，中等階級實力與規(guī)模的增長對英格蘭文化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這一時期刊布的各種指南中家訓占有很大的比例便是例證。一如美國學者路易斯·賴特所說：“16、17世紀，某種通往學問的西北通道、獲取完美市民所需的信息和文化捷徑，被狂熱地尋覓著，其熱情不亞于商人和航海家努力尋找獲取東方物質(zhì)財富的捷徑。富裕的行商、節(jié)儉的店主，所有追求聞達、滿心抱負的商業(yè)階層組成一個數(shù)量不斷增加的市民群體，他們渴望自我完善。”由于實現(xiàn)文化目標的時間和方法有限，迅捷的訓導方法和拿來即可用的事實概要成為他們的迫切需求。因此，對社會生活特別是立身處世和品行修養(yǎng)提供指導的“忠告文學”大為流行。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因素推動了家訓著述的出現(xiàn)。近代初期，盡管英國人的人均壽命因醫(yī)學知識的積累和更為豐富的食物攝取有所提高，但疾病、戰(zhàn)爭、生育中的事故等，仍然威脅著人們的生命。面對死亡的威脅，許多人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為兒女留下自己的忠告。無論是詹姆斯一世還是多蘿西·李，都因擔心自家年幼的孩子在他們本人逝去之后得不到相應的訓導而寫了各自的家訓。

三

近代初期的英倫家訓是當時盛行的“忠告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深受同時代禮儀和品行作家思想的影響。家訓的形式多種多樣，名稱也不盡相同。典型的家訓文本多是為了特定個人——作者的兒女或其他家庭成員——而撰寫的書信或手抄的訓誡，旨在為他們提供人生指南。訓導者有時也以口頭的形式提出忠告，體現(xiàn)了他們對兒女進行教化的努力。由于撰寫者或訓導人的學識豐富、有一定的社會威望或家訓中所提忠告的質(zhì)量較高，其中一些訓誡在問世后不久便得到刊印、流布，被用作更廣泛的社會群體生活的指南和教導子女的模板。

就內(nèi)容來講，家訓往往既進行信仰方面的訓導和規(guī)勸，如一個人應當虔敬、反思每日可能會犯的錯誤，又針對如何獲取成功提出諸多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建議或忠告，如尊重長輩，注重品德修養(yǎng)，言行、舉止得體等。父親與母親因在訓導子女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所關(guān)注的領(lǐng)域也有顯著區(qū)別。對男性家長來說，精神（宗教）和道德方面的教導雖依然重要，但傳遞政治、社會與經(jīng)濟方面的智慧卻漸成重心。所以，他們撰寫的家訓具有更明顯的世俗化傾向。與男性家長更多地關(guān)注兒女的現(xiàn)實需求不同，女性家長對子女在精神方面的成長與靈魂的救贖更為關(guān)切，她們所撰寫的家訓也體現(xiàn)出更為濃厚的宗教色彩。

就其功效而言，家訓首先是英國人對年輕人進行社會教化的工具。至19世紀（義務(wù)教育推行前），家庭一直是英國人對兒女進行社會教化的重要場所，父母的訓導被視作是上帝囑托的責任，是一項必須嚴肅對待的事業(yè)。父輩、長者的訓導,不僅向受訓對象傳授了必要的社會生活知識與技能，也宣傳、灌輸了主流觀念、倫理道德和價值準則，為他們適應社會最終獲得成功，進行了必要的準備。此外，家訓還成為變革時代英國人凝聚社會、支撐等級政治架構(gòu)的重要工具。近代初期英國家訓作家多對子女尊重父母的義務(wù)加以倡揚，認為理想的年輕人是那些尊重、順從父母且傾聽、在意父母忠告的孩子。在他們看來，只有當年輕人尊重家中的權(quán)威時，他們才會將這種尊重推廣至社會地位更高的人身上。正是這種尊重權(quán)威概念的倡揚與灌輸將整個社會團結(jié)在一起，并對當時的等級政治架構(gòu)進行著強力支撐。

總之，近代英國家訓文化是數(shù)個世紀中逐漸積淀而成的家訓傳統(tǒng)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其中涌現(xiàn)的家訓著述不僅成為英國人倡揚諸如“兄弟和睦相處，鄰里相互關(guān)愛、周濟，夫妻琴瑟和諧”等社會互動模式或“忠于婚姻，尊敬父母，服從權(quán)威”等社會倫理的重要介質(zhì)，也為年輕人甚至廣大公眾面對生活之不確定性，提供了某種秩序感與精神慰藉。

《光明日報》（ 2023年05月22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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