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作者：邢小利（陜西白鹿書院常務副院長、編審）

秋天的一個傍晚，我獨自一人，來到寂靜的關中書院。秋風落葉，我思緒綿綿。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關中書院?崔文川?攝

一

陳忠實的小說《白鹿原》中，白鹿書院的山長朱先生送給黑娃有一句寄語：學為好人。朱先生寫下“學為好人”送給鹿黑娃，并說黑娃是自己“最后一個弟子”。后來黑娃恪守“學為好人”的宗旨，浪子回頭，由壞變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學為好人”也因此成為《白鹿原》小說一道明亮的思想線索。現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杜維明近年也提出，“‘學做人’是個大問題”。他說，“‘學做人’，就是在人世的此時此地，如何建立我們每一個人的主體性”。

“學為好人”“學做人”這些理念，中國古人也講。明代關中書院的創始人馮從吾，在萬歷年間，曾在西安寶慶寺講學，他這樣概括他的講學要旨：“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因錄舊對一聯：做個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馮從吾：《諭俗》，見陜西省教育廳《陜西教育志》編纂辦公室編《陜西教育史志資料錄》，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國古代的教育理念，受孔孟儒家思想影響，總體上就是在教人如何做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大體上是道德教育,所謂“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教育，不僅要人做一個好人，還要人做一個毫無瑕疵的完人，甚至要人做一個超凡脫俗的圣人，所謂“內圣外王之道”。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陜西西安府長安縣人。他是明萬歷十七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馮從吾居家從事學術著述的同時，借用西安城南門里的寶慶寺（今西安書院門小學）作為講學場所。寶慶寺地窄房小，后在寶慶寺東側建成關中書院。關中書院初期占地數十畝，建講堂六間，題匾“允執”（即后稱的允執堂）。左右各有屋四間向南排開，東西號房各六間。講堂后假山一座，前有方塘半畝，豎亭于中。馮從吾在《關中書院記》中說：“書院名關中，而匾其堂為‘允執’，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可見“允執堂”意取“允執厥中”，“允執厥中”出自《尚書·虞書·大禹謨》，全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意思是說：人心是危險難安的，道心卻微妙難明，唯有精心體察，專心守住，才能堅持一條不偏不倚的正確路線，亦即儒家講的“中庸之道”。因此可知，“關中書院”之名也蘊含著馮從吾等創辦者的思想和辦學意向。

到了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關中大儒李颙在關中書院重開會講，聽講者很多。清政府對關中書院也很重視，雍正十一年（1733）賜帑銀1000兩以增膏火，乾隆二十一年（1756）賜御書“秦川浴德”匾。乾隆時，陜西巡撫畢沅蒞任之初，認為“移風易俗，教化為先”，重新修建關中書院，并延請名士主持，在全省選拔一批優秀生徒于書院學習。光緒二十九年（1903）,改為陜西第一師范學堂，光緒三十二年（1906），改為關中大學堂，宣統元年（1909）又改為陜西師范大學堂，為當時西北五省最高學府。辛亥革命以后，1914年，改為陜西省第一師范學校，1934年又更名為陜西省立西安師范學校。新中國成立，學校一度改為陜甘寧邊區師范學校，不久又恢復原名陜西省立西安師范學校。1963年秋天，西安市第五中學奉命由大湘子廟街遷進了師范校址。我至今記得，我1973年到1976年在西安市第二十四中學上學時，我家樓上有一位同齡的伙伴就在這個第五中學上學。當時我隨樓上的伙伴到第五中學玩，看到這個學校古色古香，感覺十分闊氣，氣象非凡，印象很深。1985年7月，陜西省西安師范學校（原西安市師范學校）遷至市五中校址。2009年，西安師范學校并入西安文理學院，關中書院這個地方又成為西安文理學院北校區。

二

關中書院由傳統書院變為現代學校或學院，既反映出歷史的演變，也反映了歷史的發展。以課程來說，畢沅延請江寧進士戴祖啟來陜主持關中書院時，課程有經、史、子、集，考課有詩、古文、詞、八股試帖、策論、雜著等。現代的中學校則是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音樂、美術、體育等，大學則是分為文科、理工科等專業，所受教育比較全面。總體來說，傳統教育側重于教人“學為好人”，現代教育是教人成為一個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現代高等教育教人既具有研究自然和分析社會的本領，同時還要有社會改造、制度建設這樣的現代知識和理念。

《白鹿原》中有這樣一段內容，小說敘述白鹿書院山長朱先生死后，“白嘉軒跌撲在靈桌下”，“口齒不清地悲叫著：‘白鹿原最好的一個先生謝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這樣好的先生了！’”在白鹿原的代表人物白嘉軒的心目中，朱先生是“白鹿原最好的一個先生”。而白嘉軒的姐姐、朱先生的夫人朱白氏則給前去吊孝的黑娃說，朱先生說黑娃是他“最好的一個弟子”。黑娃說：“師母，你記錯了，先生說過我是他最后一個弟子，沒說最好。”朱白氏肯定說：“他對我說過，‘沒料想我最好的弟子原是個土匪。’”在這里，“最后”的說法與“最好”的評價，都饒有意味。“最后”是惋惜，也表明傳統（書院）教育的消亡。“最好”是評價，也是挽歌。傳統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一切人教育成“好人”，能把一個土匪收為“最后一個弟子”，并教育成“好人”，當然是教育者莫大的成就，黑娃由大惡變為極善，當然也不愧為“最好的一個弟子”。

關中書院的創辦者馮從吾是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明代關學把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融合的集大成者，從傳統觀念來看，他當然也是一位“好人”。朱先生的原型牛兆濂則是清末民初關中學派的代表人物，牛兆濂光緒十年（1884年）肄業于關中書院，后來在藍田的書院性質的蕓閣學舍講學。馮、牛二人思想上一脈相承，志業上也前后賡續。他們都是“好人”，是做人的榜樣，他們也教人“學為好人”，可以說，“學為好人”是他們那個時代教育的核心理念。現代教育非常注重知識的傳授和技能的培養，也講“德育”，但強調和重視的程度與舊時代已大不相同。時代變了，新舊時代許多觀念和教育的方式方法也大不相同。漫步關中書院，撫今追昔，我想，舊時代的教育固然有其諸多的問題甚至弊病，但“學為好人”的教育理念并不錯，也未過時，現代教育固然有許多優點和強項，但用新儒家杜維明的話說，在“學以成人”或在“學做人”這個問題上，亦即“‘學做人’，就是在人世的此時此地，如何建立我們每一個人的主體性”這個問題上，不能不說，多少還是有些欠缺。過于注重知識和技能，不重視“學做人”，人很可能只是“工具理性”，很容易成為“單向度的人”。因此，借鑒和學習包括關中書院在內的古人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方法，也許并不是無稽之談。

《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24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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