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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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蹤凡（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古籍，古代書籍的簡稱，主要是指“書寫或印刷于1911年以前、反映中國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裝訂形式的書籍”（國家標準局《古籍著錄規則》，1987年）。有字的商周甲骨、青銅器、石刻等都不具備“古典裝訂形式”，也沒有流通功能，因而不能算作古籍。最早的古籍形式應該是簡帛，此后有紙寫本、刻本、活字本、石印本等多種形態。所謂古籍整理，“是對原有的古籍作種種加工，而這些加工的目的是使古籍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閱讀利用”（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中國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中國古代的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有校勘、輯佚、辨偽、注釋、評點、序跋、目錄等方式，而以校勘、注釋為核心。若以文獻載體、制作方式而論，則可以劃分為簡帛時代、紙寫本時代、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時代。

簡帛時代

據史料記載，周宣王（？—前782年）時宋國大夫正考父曾經“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國語·魯語下》）經過正考父的校勘，《詩經·商頌》12篇的篇次得以糾正。春秋后期文化下移，九流百家興起，諸家藏書豐富，各有著述，古籍整理工作亦逐漸興起。簡帛時代規模較大且影響深遠的古籍整理工作，當推孔子校訂“六經”和劉向父子對國家典籍的整理。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春秋末期魯國人，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曾經對官府所收藏的重要文獻《詩》《書》《禮》《樂》《易》《春秋》進行校勘整理，或刪定篇目，或調整次序，或勘定文字，甚至直接筆削修改，進行哲學化的闡釋，并用以教育弟子。《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后代儒家學者十分強調孔子“筆則筆，削則削”的工作，因而說孔子“作《春秋》”“作《易傳》”，甚至說孔子“作‘六經’”。其實，孔子的工作是有文本基礎的，這是中國最早的系統性的古籍整理，并不是空無依傍的創作。“六經”除了《樂經》已經失傳，其余“五經”皆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也是中華文化的經典著作。

西漢成帝、哀帝時，劉向（前77—前6年）、劉歆父子對國家典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匯集、整理、校訂工作。孔子以個人之力整理文獻，主要集中于六部重要典籍；而劉向父子則是奉帝王之命，組織學術團隊對先秦至漢成帝時的所有圖書文獻進行窮盡式搜集和整理，這代表著國家意志，也開啟了官府有組織、有計劃整理國家圖書的先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596種13269卷圖書文獻，大都經劉向父子之手。其過程如下：1.陳農奉皇帝之命，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征集圖書；2.由劉向負責，將征集來的古今圖書大致劃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凡六類；3.將六類圖書交由不同的專家負責整理，“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漢書·藝文志》）；4.每一部書都廣泛搜集各種版本，包括中書（皇宮藏書）、太史書、太常書、大臣私人藏書等，進行篇目和文字校勘，去其重復，正其錯訛；5.將校勘、整理好的圖書寫在竹簡上，請專家審核、削改，形成定稿后再“上素”（抄寫在絹帛上）；6.劉向等為每一部整理好的圖書撰寫書錄，介紹版本搜集、校勘整理經過，作者生平、圖書內容、價值影響等，并將絹帛書和書錄一并進獻給皇帝；7.將各書的書錄抽出來合并一處，是為《別錄》20卷；8.劉向去世后，其子劉歆繼承父志，終于完成校書工作，并且對《別錄》進行刪減，形成《七略》7卷。《別錄》《七略》是我國最早的官修書目，奠定了中國傳統目錄學的根基。這次文獻整理，規模空前，參與人數眾多，耗時約二十年，方法科學恰當，對后代的古籍整理和文獻分類有重要的垂范作用。

對古籍的注解與闡釋，早在戰國時期就開始了。孔子之后，“《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降至漢代，言說益夥，并且形成了傳、記、說、故、訓、解、解詁、章句等多種訓詁方式。僅《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易》學著述，就已經多達13家，294篇。漢代經學昌盛，家法、師法謹嚴。其中古文經重視文字訓詁，而今文經強調義理發揮，互相攻訐。東漢大儒鄭玄（127—200年）打破今古文經學壁壘，遍注群經，集兩漢經學之大成。其《毛詩傳箋》《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被完整地保存于“十三經注疏”中，成為漢代文獻注釋的標志性成果。

紙寫本時代

西漢人發明了紙張，較為粗糙，經過東漢蔡倫的改良而逐漸得以流行，出現了一段簡帛與紙張混用的時期。東晉桓玄下令廢除竹簡，古代典籍才正式進入紙本時代。紙張成本低廉，書寫容易，攜帶方便，大大促進了圖書文獻的生成、傳播、整理和普及。紙寫本時代的古籍整理，以文獻注釋的成就最高。

兩漢時期的古籍注釋，已經從儒家經典擴展到子書、史書和詩文，如高誘《淮南子注》、王逸《楚辭章句》、應劭《漢書集解音義》等。六朝至唐初，出現了所謂的“四大名注”，即南朝宋裴松之《三國志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南朝梁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唐李善《文選注》。當然，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唐初孔穎達（574—648年）領銜編撰的“五經正義”。

據《新唐書·孔穎達傳》，唐太宗時“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余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其中《周易正義》16卷，《尚書正義》20卷，《毛詩正義》40卷，《禮記正義》70卷，《春秋左傳正義》36卷，合稱“五經正義”，頒布天下。“五經正義”充分吸收南北經學家的見解，結束了注釋紛爭的局面，具有集大成的意義。唐代還出現了賈公彥的《周禮義疏》《儀禮義疏》，徐彥的《春秋公羊傳疏》和楊士勛的《春秋穀梁傳疏》。以上“九經”注疏，為唐代文人參加科舉考試提供了權威教材，影響深遠。諸經正義（或稱義疏、疏）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它們既要為經書作注，也要對漢魏六朝人的注釋進行疏解，因而內容翔實，說解透徹，但由于奉行“疏不破注”原則，故往往曲折為說，牽強附會，“功在詳析與整理而創造不多”（汪耀楠《注釋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頁）。與孔穎達幾乎同時的陸德明（約550—630年），曾經為《周易》《尚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爾雅》等各自撰寫《音義》，合為《經典釋文》30卷。該書在對14部重要典籍的原文和注釋進行音注時，采擇漢魏六朝音切凡230余家，兼載諸儒之訓詁，詳列各本之異文，具有重要的古音學、訓詁學、校勘學價值。后人將該書內容拆散，插入“十三經”相應的經文和古注之下，為讀者提供方便。

南朝梁蕭統編纂《文選》30卷，收錄先秦至梁代詩文名篇700余首，頗具鑒裁。隋唐之際形成“文選學”，對《文選》的研習、注釋、模仿蔚然成風，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李善《文選注》60卷、五臣《文選注》30卷。前者征引富贍，內容廣博；后者簡明扼要，通俗易懂。唐中期至北宋，五臣注流行；兩宋之際，李善注又受到青睞。在刻本時代，除了單獨的李善注、五臣注之外，還出現了五臣-李善注、李善-五臣注之類的拼合本，風靡宋元明清四代。

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時代

印刷術出現于唐代初年，當時只用于印刷佛經、日歷等世俗讀物。《夢溪筆談·技藝》載：“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后典籍皆為板本。”馮瀛王即馮道，五代時人，曾倡議國子監校定“九經”，組工雕印，此為官家刻書之始。版印書籍不僅能夠將典籍化身千百，促進其廣泛傳播，而且把文人從極為繁重的抄寫工作中解放出來，投身到對古籍的收藏、校勘、注釋、研究等工作中。中國古代的印本書籍，以雕版印刷為主，亦有少量活字本（木活字、泥活字、銅活字、鉛活字等）。清末出現了石印本、珂羅版印本等，但流行時間不長。

兩宋時期，出現了許多致力于古籍整理與研究的學者，成果豐碩。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南宋朱熹的經典注釋和岳珂的古籍整理與刊刻。

南宋理學家朱熹（1130－1200年）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獨立出來，與《論語》《孟子》合并，撰寫《四書章句集注》26卷。該書摒棄唐代孔穎達等“五經正義”注疏煩瑣的弊端，代之以清通簡要、義理深刻的風格，成為南宋理學的代表性著作。明清以后的科舉考試命題，大抵出自“四書”“五經”，而“四書”題皆以朱熹此書為準繩，影響巨大而深遠。

岳飛之孫岳珂（1183—1243年）是南宋著名官員、藏書家。他設立相臺家塾，對“九經”“三傳”等儒家典籍進行系統性整理和刊刻。與陸德明不同，岳珂使用版刻書籍（而不是寫本）進行校勘。他以家塾所藏各種舊刻，“并興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復參訂，始命良工入梓”（《九經三傳沿革例》）。態度極為認真，搜羅版本空前齊備，并且延聘專家進行校理，于書本、字畫、注文、音釋、句讀、脫簡、考異等，皆羅列條目，詳審而精確，后世推為善本。中國古代的校勘學、版本學、刊刻學，自此確立。

元明兩代的古籍整理相對蕭條，成果不多，但也出現了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凌稚隆《史記評林》、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毛晉《六十種曲》等重要成果。降至清代，文字獄嚴酷，古籍整理卻進入了鼎盛時期。經部如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陳奐《詩毛氏傳疏》、焦循《孟子正義》、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郝懿行《爾雅義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史部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札記》、王先謙《漢書補注》，子部如郭慶藩《莊子集釋》、孫詒讓《墨子間詁》、俞樾《諸子平議》，集部如王夫之《楚辭通釋》、王琦《李太白集注》、仇兆鰲《杜詩詳注》、彭定求《全唐詩》、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叢書如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等，犖犖大觀。

印本流行的時代，寫鈔本形態也沒有完全退出，有時還會發揮巨大作用。清代乾隆年間由紀昀（1724—1805年）主持，耗時十余年編成的大型文獻叢書《四庫全書》，因卷帙太大，未曾刊刻，只是抄寫了七套，分藏于“北四閣”和“南三閣”，如今尚存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凡四套。《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中國傳統古籍的一次規模空前的清點、整理和總結。陸續參與其事的官員、學者竟有三百余人，他們從一萬多種圖書中選擇大約3500種，進行細致的校勘、整理，并撰寫提要。紀昀匯總各書提要并加以潤色、修改，而成《四庫全書總目》200卷，包括四庫著錄書提要3400余篇，四庫存目書提要6700余篇，并且各部、各類之前都有部類概說，體大思精，綱舉目張，是中國古代官修目錄的集大成之作。

中國歷史上的古籍整理，既有體現國家意志的官方行為，如西漢劉向父子校勘、整理國家圖書，唐代孔穎達等撰寫“五經正義”，清代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等；也有反映個人興趣的私人校理、注釋與闡發，如孔子整理“六經”并用于教育子弟，宋代岳珂校勘、刻梓“九經三傳”，清代學者對古代經典著作的輯佚、辨偽、注釋、評點、考證等。古籍整理的方式多樣，涉及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出版學等諸多學科領域，為現當代的古籍整理、古代文化的研究和傳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光明日報》（ 2022年10月08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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