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標題：器官捐獻移植體系亟待完善

器官移植是挽救終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有效手段。經過多年努力，我國逐步形成符合國情、文化和倫理，涵蓋器官捐獻、獲取與分配、移植臨床服務、移植質量控制和全過程監管五個方面工作體系。器官移植質量和技術能力也同步增長，一些技術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今年5月1日，《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施行。相比2007年施行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新條例增加“捐獻”二字，進一步凸顯器官捐獻的重要性，強化了對器官捐獻的褒揚和引導。但一段時間以來，多起器官捐獻、移植事件受到公眾關注，引發人們對器官捐獻是否存貓膩、分配是否有后門等存在擔憂，不免影響著公眾的捐獻心理和意愿。多方人士認為，消除公眾疑慮，還要建立更加透明、公正的器官捐獻移植體系，通過理順關系、明晰法律、加速傳播等解決行業難題，注重從源頭提升民眾知曉度“擴量”，終端優化器官分配“提質”。

(資料圖片)

捐獻協調員工作較難被理解

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PO)是器官捐獻與器官移植的基石和橋梁。經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批準，國家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質量控制中心掛靠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該中心主任葉啟發說，我國歷經10余年探索已逐漸見成效，截至去年底共有109家OPO，包括醫療機構OPO、全省統一OPO等4類。

按照規定，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負責在醫院內尋找符合條件的捐獻者，并獲取家屬同意。目前，有相當一部分協調員在醫療機構OPO工作，是醫療機構的工作人員。雖然OPO被要求必須獨立于移植科室之外，但在公眾觀感上容易被貼上“代表醫院”的標簽，間接造成不信任。

2021年印發的《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管理辦法》規定，這一群體構成來自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或醫療機構紅十字志愿者，區別于此前試行辦法中提出的“專職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為紅十字會的正式或聘用人員，兼職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為醫療機構的正式或聘用人員”。目前，兩個版本的管理辦法在個別官網上均有出現。

一些受訪民眾認為，改動后的法規規定，協調員應為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或醫療機構紅十字志愿者，更易增加公眾的模糊認識，由于與實際感知不一，對于要不要捐獻器官心里難免犯嘀咕。

深圳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協調員高敏稱自己是“協調員”。武漢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說，即使發現了潛在捐獻者，對其積極搶救也是第一位的，而不是說一發現潛在捐獻者就放棄治療。但在實際操作中，情況有時非常微妙，對協調等方面的工作提出較高考驗，協調員介入的時機要恰當，早了家屬會排斥，晚了器官可能會衰竭，失去捐獻價值。

器官捐獻或存法律空白

我國現階段器官捐獻包括3類，即腦死亡器官捐獻、心臟死亡器官捐獻和腦-心雙死亡器官捐獻。近年，我國腦死亡來源器官捐獻者占比明顯提升。部分民眾已逐漸接受以腦死亡作為死亡判定標準的概念。但由于“腦死亡”更多是在醫學層面形成規范標準、在法律層面尚存空白，也讓器官捐獻流程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風險。2014年，一則“腦死亡患者被摘心”的新聞就曾引發熱議。當時的國家衛生計生委回應稱，會視情況和相關部門商定來加以推動。

中華醫學會泌尿外科學分會腎移植學組委員楊順良撰文指出，《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中未定義死亡，且回避了“是否承認腦死亡”這一關鍵性問題，器官捐獻工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或損害捐獻者權益的情況。有律師認為，醫院掌握著醫療認定的技術，一般人無法獲知具體情況，也難起到監督作用。

有移植專家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條例》一方面要求依法判定，而腦死亡尚未立法，目前所有的判定都是依據行業標準和規范，目前只能確定判定腦死亡并不違法，但沒有法律依據。”

據了解，我國醫學界曾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腦死亡”立法的設想，并作出相應努力。有業界人士稱，如果不對“腦死亡”立法，醫生們就一直游弋在法律的底線和倫理道德的禁忌之間，公眾就會懷疑動機。當相關輿情出現時，加劇醫患對立。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副院長陳靜瑜等人說，推進相關立法不單是為了器官捐獻，而是更多突出綜合考量，減少醫療資源浪費等。

葉啟發說，民法典規定“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獻的，該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決定捐獻，決定捐獻應當采用書面形式。”這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器官捐獻的人群范圍。據測算，我國符合捐獻條件的群體中，約有30%是無子女、伴侶的孤寡老人。

源頭捐獻待加強

目前，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規模總體上居全球第二位，但供需嚴重不平衡。

據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數據，截至今年9月19日，我國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累計超過689萬人，實現捐獻例數5.4萬多例，捐獻器官個數超16.9萬。

“目前我國每百萬人口的器官捐獻率為4.58，還很不夠。”原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第四、五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實說。調研發現，近年來，山東、湖北等地通過源頭培訓取得突破性進展。

“感覺目前還是較少數人的事業。一方面，很多部門不知道，即使在醫療行業，也多局限在與器官移植相關的科室知曉，更別提群眾對器官捐獻缺乏認知。”葉啟發說，自2010年啟動人體器官捐獻工作以來，我國志愿登記人數不到700萬。2013年，中辦、國辦發布意見指出，鼓勵黨員、干部去世后捐獻器官或遺體。今年，國家衛生健康委聯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14部門發布《關于促進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健康發展的意見》，各部門要真正動起來，形成暢通狀態。

一方面，“擴量”可捐獻器官。今年，內蒙古在全區二級以上綜合醫療機構設置醫學捐獻服務站，強化源頭培訓和服務保障，帶動更多人了解器官捐獻事業。

另一方面，優化體系，“提質”分配效果。目前，我國所移植器官均由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按照國家器官分配科學政策分配。

“一個突出問題是，器官分配區域與醫療服務區域不匹配。”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朱同玉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延續地域分配方式，器官獲取和分配基本以省域為界，跨省器官分配占極小部分。這種趨勢越發明顯，限制了醫療流入地醫技水平的發揮。

專家們說，雖然遺體器官分配有宏觀調控系統，但通常只有省域中遺體器官“供過于求”時才會分配到其他地區。特別是跨區域調配，由于信息共享與合作機制不完善、醫療資源與技術配置不均衡，有時影響捐獻器官的及時性有效。可試點建立區域間器官共享機制，或可緩解器官供需矛盾，挽救更多生命。( 閆睿 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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